近日，陕西定边警方通报打掉一个跨陕西、山西、宁夏三省多县市的跑分洗钱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7名。该团伙通过批量购买手机、使用境外通讯软件及虚拟货币工具，为电信诈骗和网络赌博资金提供转移通道。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跑分洗钱作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链条的关键环节，其运作模式与法律后果值得社会公众深入了解。韩宝玉律师，前某省直属法院高级法官，37年审判经验，现在在北京百环律所深圳办案团队办案。结合本案通报信息，本文从法律实务角度展开分析。

事件回顾：三省联动收网，跑分链条被切断

根据榆林市反诈中心与定边县公安局通报，2026年10月3日，定边县公安局在陕西、山西、宁夏三省多地同步开展收网行动，打掉一个专门从事跑分洗钱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7名。通报显示，该团伙通过批量购置手机设备，利用境外通讯软件联络，并借助虚拟货币工具完成资金转移，为上游电信诈骗和网络赌博犯罪提供资金结算帮助。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具体涉案金额、被害人数量等细节以官方通报和裁判文书为准。

从通报的作案手法看，该团伙具备一定的组织化、技术化特征。批量购机意味着其需要大量设备来操作多个账户，规避平台风控；境外通讯软件用于上下级联络，增加侦查难度；虚拟货币工具则用于资金跨境或跨平台转移，试图切断资金链路。这种运作模式并非个案，而是近年来跑分洗钱犯罪演变的典型缩影。

所谓跑分，通俗理解就是利用个人银行卡、支付账户或收款码，为他人代收款并转移资金，从中赚取佣金。早期跑分多依赖出租、出借银行卡，俗称卡农。随着监管趋严和平台风控升级，跑分模式逐步升级，出现了设备租赁、虚拟币结算、境外聊天工具指挥等新形态。定边警方此次打掉的团伙，正是这一演变趋势的体现。

值得关注的是，跑分洗钱往往与电信诈骗、网络赌博形成共生关系。诈骗团伙需要快速转移赃款，赌博平台需要洗白资金，跑分团伙则充当资金搬运工。三者之间通过境外通讯软件和虚拟货币工具形成相对松散的协作网络，各环节人员互不相识，增加了全链条打击的难度。定边警方能够跨三省收网，说明侦查机关在资金流、信息流、人员流三方面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条。

法律焦点：跑分洗钱可能触及哪些罪名

跑分洗钱在法律定性上并非单一罪名，需要根据行为人的主观明知程度、参与环节、资金性质等因素综合判断。实务中，常见的罪名包括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洗钱罪，以及诈骗罪或开设赌场罪的共犯。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简称帮信罪，是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规定的罪名。其核心要件是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为其提供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跑分行为中，如果行为人明知上游是电信诈骗或网络赌博，仍提供银行卡、支付账户或设备用于资金转移，且达到情节严重标准，就可能构成帮信罪。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规定在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如果行为人不仅提供账户，还直接参与资金转移、取现、兑换等操作，且对资金属于犯罪所得有明确认知，则可能构成此罪。该罪最高可处七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洗钱罪则规定在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针对的是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收益，仍为其掩饰、隐瞒来源和性质的行为。跑分洗钱如果涉及上述七类上游犯罪，且行为人主观明知，就可能构成洗钱罪。

此外，如果跑分行为人与上游诈骗团伙存在通谋，分工配合，还可能被认定为诈骗罪的共犯。司法实践中，认定共犯需要证明行为人对诈骗行为有共同故意和共同行为，门槛相对较高，但一旦认定，刑罚将显著加重。

本案通报提到使用虚拟货币工具协助洗钱。虚拟货币的匿名性、跨境性给资金追踪带来挑战，但并不意味着无法追查。侦查机关可以通过链上分析、交易所协查、设备取证等方式锁定资金流向。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明确，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利用虚拟货币进行洗钱，同样受到刑法规制。

需要强调的是，跑分洗钱犯罪中，主观明知的认定往往是争议焦点。行为人常辩称不知道资金是犯罪所得。但司法机关会结合交易价格、交易方式、资金流水、通讯记录、既往经历等客观证据综合推定。例如，以明显高于市场价的佣金招募跑分人员，频繁更换设备与账户，使用境外加密通讯工具，这些异常行为都可能成为认定明知的依据。

实务提示：跑分参与者的法律风险与辩护要点

对于已经卷入跑分洗钱案件的人员及其家属，厘清法律风险与应对路径至关重要。以下从实务角度梳理若干要点。

第一，区分角色定位。跑分团伙中，有组织者、技术维护者、设备提供者、银行卡提供者、具体操作者等不同角色。不同角色对应的罪名和量刑差异较大。组织者、骨干成员通常被认定为主犯，量刑较重；单纯提供银行卡或按指令操作的人员，可能被认定为从犯或帮信罪，量刑相对较轻。准确界定角色，是辩护工作的起点。

第二，关注主观明知的证据。如前所述，明知是构成相关罪名的关键要件。辩护中需要审查控方证据是否足以证明行为人明知资金性质。如果行为人系被诱骗、胁迫参与，或确实不知资金来源于犯罪，可能不构成犯罪或仅构成较轻罪名。但需要注意，法律上的明知包括知道和应当知道，推定明知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运用。

第三，重视资金数额与情节认定。帮信罪要求情节严重，司法解释对支付结算金额、违法所得数额、帮助对象数量等有具体标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洗钱罪也有相应的数额和情节要求。核对指控数额是否准确，是否存在重复计算、证据不足等问题，是辩护的重要环节。

第四，争取从宽处理情节。自首、立功、认罪认罚、退赃退赔、初犯偶犯等，都是法定或酌定的从宽情节。对于涉案不深、作用较小的人员，积极退赔、配合调查，有可能争取到不起诉或缓刑。但必须明确，任何案件结果都取决于事实、证据和法律规定，不会事先承诺结果。

第五，警惕关联风险。出租、出借银行卡、支付账户、手机卡，即使未直接参与跑分操作，也可能构成帮信罪或妨害信用卡管理罪。日常生活中，切勿因蝇头小利将个人账户交由他人使用。一旦账户被用于犯罪资金流转，账户所有人将面临信用惩戒、账户冻结，甚至刑事责任。

对于企业而言，还需关注反洗钱合规义务。根据反洗钱法及相关规定，金融机构、支付机构、特定非金融机构负有客户身份识别、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等义务。如果单位未履行反洗钱义务，导致被用于洗钱，可能面临行政处罚，相关责任人也可能承担法律责任。

案例延展：跑分洗钱的司法认定趋势

结合近年公开裁判文书，跑分洗钱案件的司法认定呈现出几个趋势，值得关注。

其一，帮信罪适用比例较高。由于帮信罪门槛相对较低，且能够涵盖多种帮助行为，实践中大量跑分案件以帮信罪定罪。但帮信罪的法定刑最高为三年，对于组织化、规模化跑分团伙的组织者，司法机关倾向于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或洗钱罪追究，以实现罪责刑相适应。

其二，主观明知的推定规则逐步细化。多地法院在判决中明确，结合行为人的认知能力、交易习惯、资金异常程度、获利情况等综合判断。例如，行为人使用境外加密软件与上线联系，按指令快速转移资金，获取高额佣金，这些事实可以推定其明知资金违法。

其三，虚拟货币洗钱认定难度较大但并非无法认定。虚拟货币交易记录虽然匿名，但通过交易所KYC信息、链上地址聚类分析、设备取证等手段，仍可建立证据链条。部分案件中，司法机关通过鉴定机构出具的链上分析报告，认定资金流向和涉案数额。

其四，跨区域协作机制日益成熟。跑分洗钱往往跨省甚至跨境，单一地区侦查机关难以独立完成全链条打击。本案中，定边警方跨三省收网，体现了区域警务协作和反诈中心联动机制的效能。对于辩护而言，跨区域案件需要关注管辖、证据移交、同案犯处理等程序问题。

其五，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广泛。跑分洗钱案件中，多数被告人认罪认罚，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法院采纳率较高。对于涉案人员，是否认罪认罚、是否退赃退赔，直接影响量刑结果。但认罪认罚需要建立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基础上，不能盲目认罪。

从预防角度看，跑分洗钱犯罪的治理需要多方合力。金融机构和支付平台应加强账户异常交易监测，及时拦截可疑资金；通信管理部门应整治境外通讯软件违规使用；公安机关应持续开展反诈宣传，提高公众对跑分兼职的警惕性。普通公众应牢记，任何要求提供银行卡、支付账户、收款码并承诺高额佣金的行为，都可能涉及洗钱犯罪。

结语：远离跑分兼职，守住法律底线

陕西定边警方打掉跨三省跑分洗钱团伙，再次警示社会公众，跑分并非轻松兼职，而是可能触犯刑法的犯罪行为。无论是组织者、操作者，还是提供银行卡、支付账户的参与者，都可能面临刑事追责。案件具体事实与定性，以官方通报和裁判文书为准。

对于已经涉案的人员，应及时寻求专业法律帮助，厘清自身角色与责任，依法维护合法权益。对于普通公众，应增强法律意识，妥善保管个人银行卡、支付账户和手机卡，不轻信高佣金跑分兼职，避免成为犯罪链条的一环。打击洗钱犯罪，需要司法机关、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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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

西安网/榆林市反诈中心（今日头条 2026-10-03）

定边县公安局通报

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2021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第三百一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